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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与人文交融的校园里 ——献给大连理工大学建校70周年

时间:2019年04月16日    来源:    作者:刘则渊    阅读:

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美丽校园,位居辽东半岛南端,坐落在背山面海的丘陵谷地,东西山岗上槐树林环抱着红墙楼群,中间开阔的平地,排排灰色的教学楼群,沿凌水河畔非对称错落展布,质朴而雄宏。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大连工学院,即今日大连理工大学。如今,它已走过70年的辉煌历程,成为理工为主、文理交融的多科性研究型大学。

1957年我考入大工,在此学习、工作、生活已达62年之久。这里,我想以亲历的几个场景和故事,见证独特的大工精神与红色基因在校园的播种和传扬。

1. 荣誉退休仪式与大工精神

2011年1月14日,学校为即将退休的二级教授首次举行了隆重而温馨的退休仪式。伯川图书馆多功能厅,主宾席上坐着我们五位退休教授:管理学院杨德礼,船舶动力学院纪卓尚,工程力学系李锡䕫和陈浩然,以及人文学院的我。本来还有数学科学学院的王仁宏教授,因事没有到会。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五位教授都是1957年考入大工的。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国家建设对人才的廹切需要,高考招生每年都大幅增长,可在1957年因之前反“冒进”而出现马鞍形,全国高校仅招收十万零七千人,高考难度很大,能够考入大工,很不容易。

走进大工,我们就被良好的校风所感染。这是一所正在建设与发展中的大学。正是大工主要创始人、首任院长屈伯川这位留德博士,在大连西郊选址建校,造大楼,更不遗余力通过地下党到国统区招聘大师。他不仅传播他创建延安自然科学院这所大学的延安精神,而且努力为师生的学术活动营造自由宽松的环境。实际上老院长颇有勇气地提倡由德国洪堡大学开创的科研与教学统一、学术自由的近代大学理念。不幸,这一点后来曾一再被视为“右倾”,受到不公正的责难。庆幸的是,校园里既洋溢着团结友爱、艰苦朴素、追求进步的风尚,又充满着刻苦读书、自由探索、求实创新的学风,前一年兴起的“向科学进军”的浪潮仍在校园涌动,形成“学在大工”的浓郁氛围。这就是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交融的大工精神,感染和注入我们大工人心灵的红色基因(rad meme)[1]。老院长苦心播下的大工精神种子,不正是蕴涵着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1]这一核心思想吗?

我们入学时,学制改为五年制。“一年为五年,五年为了五十年。”学校新生教育就从这句别开生面的口号开始:新生一年级要为大学五年打好基础,学习五年更要着眼于为国家奉献五十年。一句口号贯穿着大工精神。每晚校园静悄悄,教学楼灯火通明,我们都到一馆二馆“抢”自习座位;我们还经常参加校园建设劳动,盖主楼我们当小工、抬预制板;几年间,主楼、机械馆、电子馆拔地而起,它们都渗透着我们劳动的汗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伴随大工的发展而成长。因此,我们几个1962年毕业时,都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被选拔留校工作。在教学科研中,我们都成为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年逾古稀仍然在岗工作。转瞬间我们在校干了55个年头,为学科、为学校、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实现了“五年为了五十年”的人生目标。

当时我们坐在主宾席上感慨万端。多功能厅高朋满座,来自退休教授所在院系的师生代表200多人到会祝贺,向我们献上鲜花。时任副校长的郭东明院士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业绩和贡献,都一一做了精练的概括和高度的评价。考虑到几位教授尚有未完成的国家项目和未毕业的博士生,退休后还可再适当续聘或返聘工作,但一定要把健康而快乐的生活放在优先地位。这个仪式再次彰显了大工尊师重教的优秀传统。我感到特别温馨、特别欣慰、特别激动。后来,大工网以“大工人物”专栏对每一位退休教师做了访谈介绍[3]。坦率地说,这些访谈让我自己也觉得我们几个退休教授身上都打有红色基因的烙印,具有大工人的共性品格,同时每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又获得自由的发展,形成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和学术才华,称得上大工精神的缩影。现在我们从岗位上退休了,但我们的学术生命没有终结。为国家畗强、民族复兴,是我们终身奋斗的目标!

2. 由必然向自由的飞跃与“两加强”

1962年,我从机械工程系金相专业毕业。我和同班同学陆善炘作为成绩优异的班干部,一起被选拔留校任教。我们认识到金相热处理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专业学科,主动提出到实验室工作,从事实验教学、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由于当时任实验室主任的教师多病在家,专业责成我主持实验室日常工作,陆善炘和我分别负责金相室和热处理室。我们坚持同实验员和工人一样上下班,每天到实验室坐班,一边学习相关业务知识,一边维护和检修仪器设备。

不久,学校针对一些教师重理论轻实验的倾向,在全校开展“加强实验室建设、加强基本功训练”的“两加强”活动,旨在使教师们掌握业务基本功和实验基本技能。对教学,坚持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并重;对科研,强调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结合。“两加强”活动在我校强化了教学和科研统一、理论与实验结合的风气,成为大工精神的重要内涵。

在“两加强”活动中,我们金相实验室的改造建设如火如荼。我们对每一台仪器设备进行检测和校核,修缮损伤的仪器设备。同时,利用每周半天学习时间,或者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经典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或者讨论和分析实验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大家把实验室工作提高到科学实验作为三大革命实践的高度来认识,增强了作为实验人员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整修实验仪器设备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实验室规章制度和仪器设备的基本操作规程。这些规章和操作流程,没有送印刷厂印制,而是由我自己动手用自学的隶书写出来,镶嵌在自制的镜框里,挂在墙壁上,供师生们操作时遵守执行。经过一年多的改造,实验室面貌焕然一新。之前实验室的仪表只有20%保持原精度,现在80%以上的仪表恢复达到了原精度。我们专业、机械系和学校对我和实验室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不久在我24岁时被任命为金相热处理实验室的副主任,主持工作。

回顾在实验室工作以来,特别是“两加强”活动前后的这段经历,我切身认识到,当我们对实验室管理规律性尚未认识之前,处在盲目的必然王国里,往往违背实验室工作规律,甚至造成实验设备仪器的损坏;通过实验室改造与建设的实践,把握了工作的规律性,实验室面貌大为改观,我们就进入自由王国的境界,实现了从必然向自由的飞跃。于是,我以测温仪表检核前后我们从仪器的奴隶变为仪器的主人为例,总结在实验室工作中学习自然辩证法的体会,写了一篇短文《由必然向自由的飞跃》发表在校刊上[4]。它从实验工作表达了一个哲学命题:自由是关于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这应当是我的第一篇属于自然辩证法领域的论文,也为我多年后转向自然辩证法学科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

出乎意外的是,屈伯川院长见到我的短文后,立即召见我,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尽管那时经常看见老院长在校园里四处走动视察,但直接见到尊敬的老院长,对一个不到25岁的助教该是何等的激动。我坐在他那张典雅的办公桌对面,近距离聆听他那浓厚的四川口音讲话,虽然没听清多少,但他关心鼓励后生的热忱却溢于言表,那慈祥的笑容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老院长肯定了金相实验室改造的成效,强调“两加强”很有必要,青年教师到实验室锻炼,参加实验室建设,是教师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3. 从自然辩证法到技术哲学

1978年,应当算是我学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我从北京回到大连。之前我因参与一份科学争鸣杂志的编辑工作而借调到北京。回到学校后,当时金相专业的负责人曹智本老师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回到自己专业,负责金相实验室工作。同时,刚刚新建的自然辩证法教研室老师们,动员我转行到现实需要、前景广阔的自然辩证法领域。考虑到学校为理工科研究生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的需要,我决定放弃自己心爱的金相专业,转到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岗位上。

其实,我们大工与自然辩证法很有缘份。老院长屈伯川在延安发起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前夕,他和当时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于光远先生一块向准备出席成立会的毛泽东主席汇报研究会筹备情况。1940年2月5日毛泽东出席了研究会成立大会,发表了“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著名讲话。学习《自然辩证法》是屈伯川组织研究会的活动之一。正是这一历史渊源,1977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时,屈伯川是我校唯一的创始理事。我校是20世纪60年代率先开展学习和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几所理工院校之一。我自己也是这一时期在金相实验室组织大家学习《自然辩证法》。在“文革”时期下放我校工作的老省委书记李荒同志颇有政治智慧,组织全校教师学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取代所谓“评法批儒”。现在看来,我校有着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优秀传统,是我们传承的红色基因的重要成分。

为了搞好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我先后赴北京、武汉和上海的一些高校调研,明确了我们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我校作为理工科大学,应当结合我校的工科特色与实际开展研究,不但要研究自然科学辩证法,而且要研究工程技术辩证法和科学技术方法论问题,把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方法论结合起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取得几项重要成果:我们和化工系的部分教师合作翻译的俄罗斯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凯德洛夫的名著《伟大发现的一天》,此书依据新发现的史料,阐述了门捷列夫在1869年3月1日一天之内制作出元素周期表的史实和方法,是一部科学史与方法论结合的杰作;同时,我参与了陈昌曙合作主编的“科学方法论”丛书13册,由我及同事编著了其中的4册;我们合著了《技术开发原理与方法》;后来,我们联合几所理工科大学编著了一部适合理工科研究生特点的教材《自然辩证法原理》,呈请钱令希院士作序予以推荐。

钱先生在序中指出:“让研究生们学习和掌握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不仅对于他们进一步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有着特殊的作用,而且对于他们在求学期间的专业训练中和在将来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学习自然辩证法,“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性,了解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才能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和创造活力。”可见,钱先生进一步为红色基因的内涵注入更为浓郁的自然辩证法成分。

这样,我校自然辩证法及科学技术哲学进入全国同行前列,并形成特色鲜明的技术哲学方向。我也意外地成为国内最早倡导和开展技术哲学研究的学者之一,被同行称为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四大领军人物之一[5]。在我国技术哲学奠基人陈昌曙教授的支持下,我被聘为东北大学技术哲学兼职博导,招收和培养了10名哲学博士。我还提出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问题,并于2000年率先与世界技术哲学策源地的德国同行建立了双边合作与交流关系,联合举办了三届中德技术伦理学术研讨会;我从技术哲学第一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研究起步,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合作撰写了专著《德国技术哲学简史》。我和哲学团队的这些成果,为我校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及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4. “人文化成天下”的现代理念

为了推进我校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进一步发展,学校领导决定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院于1999年正式成立时,经教师们的民意推选,我被学校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带着沉重的压力,崇高的使命,我走上了院长岗位。基于学院现状,借鉴他校经验,我提出学院发展的构想,推进和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在人才培养上,从仅招收专科生向招收培养本科生、研究生转变,造就社会需要的文科人才;二是在学科发展上,从单一专科学科向重点发展带有本校特色和优势的文科转变;三是在学院职能上,从教学为主、仅有政治理论教学向教学与科研统一,全校政治课与文科专业课并重转变,把我们学院办成为与我校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相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为此,我提出“文理渗透,中西融会,学研一体,博专结合”,作为学院发展的基本理念。这个理念源自对我校办文科的实践经验和国内外理工大学办文科的成功经验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人文化成天下”[6]博大胸怀的现代理念。我想以此理念来激励全院探索文科学科建设、文科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的新模式。尤其是“文理渗透”的观念,不独引导我们发展文理跨学科的特色文科,由此改变了我校学科结构而形成“理工文管”的新格局,而且指导我们造就文理交融的新型文科人才,使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体现在我们开设的系列通识课中,把洋溢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与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丰富和充实了大工精神和红色基因的新内涵,感染和塑造全校的莘莘学子。

学科建设是学院发展的基础。根据我校实际和文科现状,我们采取“特色、优势、重点”学科发展的思路,以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学与科技管理这两门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为重点,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同时,以“中西融会”的理念,从国际视野的高度,开放办文科,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文科进入国际前沿领域,使这两个学科迅速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学术前沿,从而带动了我校文科其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经过三年发展,当我卸任院长时,学院在学科建设、教师队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都面貌一新,初步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如今,我们已建立起“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多层次、多学科、多专业的文科教育体系,培养和送走了一批批合格的文科人才。他们怀抱“人文化成天下”的远大胸襟,把大工的红色基因和厚重的人文精神,带到祖国各地的各项事业中。

5. 钱学森、钱令希与技术科学

2001年初秋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钱令希先生的电话,他告诉我:“今年12月将在京举办纪念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诞辰90周年大会及学术会议,不知你是否看过钱学森的文章《论技术科学》,我希望你重新学习这篇文章,就钱学森技术科学思想写出点研究的东西,去参加北京的纪念会。”他让我马上到他办公室,把他从《科学通报》上复印的《论技术科学》[7]一文取走。

我校学术泰斗钱令希和钱学森都是著名的力学大师。正是钱令希先生的引荐,我有了向钱学森先生求教的机会,也才有了和钱学森先生长期未曾谋面的学术通信。我也了解到钱学森先生曾经到我校参观座谈过,钱先生的技术科学思想对我校学科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955年底,钱学森回国不久就到东北各地考察参观。他先到哈尔滨,南下长春、沈阳,最后抵达大连。12月16日,钱学森先生来到我校参观访问[8]。上午在屈伯川院长和各系主任的陪同下,钱先生参观了水利实验室、机械实习工厂和染料实验室。下午钱先生和我校钱令希先生等部分教师举行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钱先生首先介绍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怀念祖国,以及受到美国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的情况,接着对我国在力学方面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回答了教师们提出的问题。针对询问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如何开展科学研究的问题,他回答道:首先要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它包含有完整的科研方法论;要尊重事实,记住实验观察所得结果;提倡教研室经常举办学术探讨会,找些问题由专人报告,集中集体智慧;要把企业提出的生产实际问题,作为座谈的题材;要关注最近的科学文献,了解本领域的世界水平。

钱先生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就提出科研要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这是意想不到的。他说:“最近回国学习了一些新的哲学著作,使我惊奇的是过去自己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方法论上的体会,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更完整的提法,很多过去自己不很清楚的问题现在清楚了。”这可谓言简意赅地吐露了科研的秘笈,至今仍有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对照一下前述第3节钱令希先生的《自然辩证法原理》序言,两位力学大师在辩证唯物主义和科研方法论上的见解,是何等一致。

据钱令希教授对当时座谈的回忆,钱学森先生在谈到我国力学发展的方向时,特别强调要注意正在兴起的电子计算机,并预见到“计算机的发展将会极大地推动力学研究”。但这个高瞻远瞩的预见等待了历史近20年。钱令希先生说: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主张将结构力学与电子计算技术结合起来,就是受到当年钱学森这句话的启示,并且在计算力学创建中贯彻了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

为纪念钱学森诞辰90周年,钱令希先生写了《钱学森与计算力学》[9]一文,详细地讲述了计算力学在我国的开创过程,以及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对我国力学发展的推动作用。钱令希先生结合亲身实践对技术科学的解读,使我深切认识到钱学森技术科学思想的博大精深。我认真研读了《论技术科学》一文,就技术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地位与作用,结构与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撰写了《钱学森与技术科学》[10]一文;同时就钱学森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内容,撰写了《钱学森关于认识论视角的知识经济观》[11]一文。我带着两篇文章赴京参加了纪念钱学森诞生90周年大会。会议间隙见到了钱先生的夫人蒋英教授,我将两篇论文呈递给蒋英女士,并转达钱令希先生对钱老90寿辰的祝贺。

在钱令希先生的大力倡导下,我校对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进一步从理论和战略上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依据2006年胡锦涛同志“要高度重视技术科学的发展”的观点,程耿东院士主持完成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重视技术科学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作用”(2007-2008),该项咨询报告上报国务院,受到重视。其后,由我率领的研究团队,在参与上述咨询项目研究的基础上,深化和拓展“技术科学强国战略”的思想,先后主持完成我校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最后形成学术专著《技术科学前沿图潽与强国战略》[12]。

6. 烟大火车轮渡选址论证与“智库”

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的第三职能。这实际上是大学出人才和出成果两项职能的延伸。当企事业的参谋,做政府部门的智库,为工商企业、公共事业和政府决策提供服务,是我校的社会职责与优秀传统,是大工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和我们团队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参与大连市发展战略研究开始的。从此,我们几乎参与了大连市改革开放以来每一项重大决策的研究与制定。1984年夏,我参加大连市召开的首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并应邀参与起草了大连市长的主报告,阐述了会议的主题,得到与会的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等学者的高度评价。接着,我参与策划了大连市科协主持的大连市发展战略《2000年的大连》报告,负责报告的构思设计和综合汇总工作。这个报告所预测的2000年大连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后来都基本实现了。其后,我们团队先后主持完成了有关大连保税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及高新园区、科教兴市战略、大连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及21世纪议程和大连市建设创新型城市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为大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受到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得到采纳。

其中,具有典范意义的决策咨询案例是《关于烟大火车轮渡大连港址首选羊头洼港的专题论证报告》。1994年盛夏的一天,校党委书记林安西教授来电告诉我:我校土建设计院承担市政府委托的“烟大火车轮渡大连港址论证”项目,已初步完成码头设计和相关经济技术评价,目前面临着为什么要“首选”羊头洼港的综合论证,我和项目总顾问钱令希院士商量,拟请你参加。这是项目的关键任务,由于时间紧迫,要马上到专题论证工作组报到。对这项如此紧迫任务,我没犹豫就接受了。当我到工作组了解情况并审阅全部设计与论证资料后,首先想到的是听取总顾问钱先生和项目主管部门领导的意见。经过现场调研,听取各方意见,我重新拟定了五项指标:海上航程最短性、地区经济带动性、规划布局协调性、建港条件适宜性和综合效益合理性,对旅顺羊头洼与大连湾和尚岛两个港址进行定量评价、比较与综合论证,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由我主笔的专题论证报告被市政府肯定并接受,在国家计委主持、铁道部和水利部参加的专项论证会上,由我汇报论证报告,最后国家采纳了由我校论证的大连市政府方案[13]。

25年过去了,人们乘烟大火车轮渡,无论是现场还是网上都不见大工之名。两年前,卸任的林安西书记到羊头洼港参观后回来告诉我:当他询问该港领导是否知道在此建轮渡港是由大工论证的,令港方大吃一惊。他们全然不知大工论证的方案是烟大轮渡史上的关键一笔。令人欣慰的是,今日羊头洼港与烟大航线上穿梭的火车渡轮毕竟见证了大工方案的胜出。是啊,苟利社稷,岂在无名,正是大工精神之所在。

后来,学校成立了“大连理工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中心”,完成多项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研究项目,起到智库的作用。我体会,建立智库机构,开展决策咨询,一是要组建一支“小实体,大协作”、多学科跨学科的决策咨询研究团队,由具有国际视野、理论雄厚、注重现实、不计名利、精诚团结的领军人物和研究骨干组成。二是决策咨询建议要从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出发,把理论模型、详实数据、政策工具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充分理论依据、紧密切合实际,既有前瞻性又有可操作性,可供比较选择的决策方案。

7. 科学学与科学知识图谱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科学学。1977年,钱学森倡导的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对象的一门学问“科学的科学”[14],引导我关注和追踪这个新兴研究领域。1980年,我和同事王海山向全国科学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近代世界哲学高潮与科学中心关系的历史考察》[15],开启了迈向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的征程。

我和王续琨两个学术搭档率领团队在科学学研究中,坚持贝尔纳开创的科学学研究范式,坚持贝尔纳和钱学森倡导的科学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16。同时,在科学学的学科建设上坚持不懈并取得进进展。在学校领导支持下,继上世纪80年后期获得科学学与科学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之后,于2002年首先成功自行设立了科学学与科技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得到国务院学位办的批复认可。这样,在科学学从培养研究生的学科目录中消失五年之后,我们大工创办的这个全国唯一的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学科博士点,奇迹般地顽强成长起来。我们学位点成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学术支柱[18]。

当我们博士点师生在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科技管理与创新管理领域深入开展研究之际,意外地进入“科学知识图谱”这个新兴领域。

2004年4月10日深夜,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工作的困顿使我习惯性地转换一下兴趣,便顺手拿起当日的《参考消息》浏览。突然一篇题为《科学家拟绘制科学门类图》的消息撞入我的眼帘。消息来自“今日美国”的网站,它报道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PNAS)2004年第4期刊载的一组关于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近20篇文章情况。消息令人振奋,引起我莫大的兴趣。按消息提供的线索,我点击进入美国相关网站,找到消息来源及原始文献,进而下载和浏览一幅幅千姿百态的科学知识图谱。看着看着,一个不眠之夜过去了。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和相关网址发给我的同事和学生,提议我们博士点开展学习科学知识图谱的研讨。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和研讨,我们对科学知识图谱才恍然大悟,于是公开发表了文献综述《悄然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19],率先在中国引入和命名科学知识图谱及知识可视化方法,引起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在我国的广泛应用,其学术论文呈井喷式涌现,从而把我国科学学与科学计量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05年以来,我们先后聘请国际著名科学计量学家和信息可视化专家为我校海天学者特聘教授与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合作创办了WISE实验室,主持完成一批国家级科研项目,出版了关于科学知识图谱的专著和丛书,产生了具有国际水平的系列研究成果,造就了国内首批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博士人才和第一批科学计量学博士。如今一些博士已成为大学的教授、博导和学术带头人,有的后起之秀已成为青年长江学者。大工WISE实验室在国际上的迅速崛起,引起世界同行的关注。国际著名科学计量学家、SCI发明人、大工荣誉教授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2017)生前访问我校时,对WISE实验室给予高度评价,赞誉大工是世界科学计量学研究中心之一。

我校科学学这门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我们引进和开拓的科学知识图谱这一新兴领域,体现了我们大工在学科建设与学术领域,瞄准前沿、开放创新、自由探索、团结协作、百折不挠的风范,是大工精神育出的硕果,是大工精神的典范。


(2018.10.24于新新园)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这里的“基因”采用里查德•道金斯1976年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所创造的术语“Meme”(读“觅母”,mi:m,不念“米米”),而不是生物遗传的“基因”(gene)。Meme通常意译为“文化基因”或“知识基因”。meme不同于gene,gene借由精子或卵子,由一个人体到另一个人体而得以复制遗传,然而人类的生物基因每传一代会因从父母各获一半而减半,我们伟大祖先的基因会在一代代的重组中呈几何级数递减而消失;而meme是一个表达文化传播或文化复制的单位,旋律、观念、口号、流行服装、建筑式样,都是meme,它借由教育、科普、模仿,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会在一代代复制传递中永久保存。采用“红色基因Red meme”概念,可以和种族主义的血统论或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划清界限。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 大工网对6位退休教授在【大工人物】专栏一一做了报道:《谦谦学者 默默奉献——记我校光荣退休教授杨德礼》,《严以治学 诚以待人——记光荣退休教授纪卓尚》,《生命不止 求索不息——记光荣退休教授李锡夔》,《学术是生命,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记光荣退休教授刘则渊》,《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记光荣退休教授陈浩然》,《室静兰香——记光荣退休教授王仁宏》。

[4] 刘则渊.由必然向自由的飞跃[N].大连工学院校刊,1965年3月3日,第4版头条。

[5] 鉴于刘则渊在技术哲学方面的工作,2013年被陈昌曙技术哲学基金会授予首届“技术哲学贡献奖”。

[6] 源自《周易》的“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7] 钱学森.论技术科学[J].科学通报,1957,(4):97-104..

[8]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来我院参观并与教师座谈[N].大连工学院校刊,第116期第1版,1955年12月17日.

[9] 钱令希.钱学森与计算力学[A]. 刘则渊,王续琨主编.2001年卷技术哲学研究年鉴[C].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9-15..

[10] 刘则渊.钱学森与技术科学[A]. 刘则渊、王续琨主编.2001年卷技术哲学研究年鉴[C].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16-26.

[11] 此文在钱学森逝世时经修改正式发表:刘则渊. 钱学森关于认识论视角的知识经济观[J]. 科学学研究,2009,27(12):1772-1776.

[12] 刘则渊,陈悦,侯海燕 等. 技术科学前沿图谱与强国战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 专题论证工作组:总顾问钱令希,组长桂玉昆,综合报告主笔刘则渊.关于烟大火车轮渡大连港址首选羊头洼港的专题论证报告[R].大连市计划委员会,1994.12.

[14] 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N].人民日报,1977.12.9. 第1-2版..

[15] 刘则渊,王海山. 近代世界哲学高潮与科学中心关系的历史考察[J].科研管理,1981,(01):7-21.

[16] 贝尔纳. J.D.科学的社会功能[M]. 陈体芳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7] 钱学森.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J].科研管理,创刊号,1980,(1):1-4.

[18] 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博士点所在的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所暨WISE实验室,是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专委会的依托单位,被研究会授予“科学学之家”。其博士点开创者刘则渊教授曾任研究会第三、四、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因其对中国科学学的贡献,2010年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推荐,被中国科协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7年被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授予杰出贡献奖;2018年被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

[19] 陈悦,刘则渊.悄然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J]. 科学学研究,2005,23(2):149-154.